2013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这位时年57岁的经济学博士，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七位总理。

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展望世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云仍未散去；欧洲依然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不确定因素仍在累积。回首中国，前30年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高增长发展势头，也放慢了脚步。按照国际标准，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正面临着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表明，自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在这一发展阶段陷入了经济增长回落和长期停滞，能成功跨越这一“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少之又少。

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普遍认为，处于急速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走到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口：只有走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之路，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而接下来的十年，对中国成功转身、占得国际先机，至为关键。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任总理，李克强自始至终有一种清醒的历史自觉。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6天，这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便在国务院主持改革座谈会。他一句脍炙人口的话--“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迅速传遍中国，成为年内“最鼓舞人心的金句”。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语重心长地告诫参会者：“改革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十二五'规划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梳理李克强过往的从政经历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总以前瞻创新思维和坚定意志掌控方向，且勇于开拓进取的领导者。

如果仔细研读一番由他亲自主持、历时两年编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从那些枯燥的数字、指标、论述中，无疑可以品读出他对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决心和勇气。这份发展蓝图蕴含着他未来几年的施政方向。

这份勾划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共计16篇62章的蓝图，开篇即用一章“指导思想”，着重论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强调这“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一位参与规划编制过程的官员称，这份纲要自始至终贯穿着李克强的一个主旨思想：中国必须转型发展。

这种“转型发展”除了强调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从出口和投资拉动、资源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粗放型增长，转向扩大内需、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纲要还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以此约束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纲要前所未有地要求在未来几年的发展中要构筑一张保障民生的基本“安全网”，明确政府应该给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规划纲要已经为这种“基本公共服务”列出范围、重点和硬性指标的基础上，李克强又指示，要单独编制一个《“十二五”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专项规划》。目前，这一规划已正式发布。

在这张发展蓝图正式公布后，2011年4月，摩根士坦利发布由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撰写的报告，开篇就说：“历史将判定，‘十二五'规划是现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五五”规划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90年代中期的“九五”规划开启了以国企改革为特征的产权变革，而这一次的五年规划，如果能够成功得以实施，“中国将迎来与过去30多年截然不同的增长模式”；这不仅是中国的好消息，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福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评价说，“十二五”规划将“攸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如果得到有效的实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控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将在世界上扮演最最重要的角色。”1

“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

然而正如斯蒂芬•罗奇的报告所言，“一份好的规划要得到完全的实现”，“需要在战略与战术之间寻找到平衡”。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国务院的新任总理，这无疑是摆在李克强面前的一大挑战。

不过事实上，在这份规划纲要出台之前，李克强就已经展开行动了。

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对中国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构成强力冲击之时，站在一线指挥应对金融危机“战役”的，正是当时分管发展改革、财政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而成的那场风暴，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负增长。

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其后的汶川特大地震与这场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这样评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员回忆，李克强在整个计划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为此轮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此轮调控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50%以上。据财政部统计，2008～2012年，财政支出在民生方面总计达到了17万亿元，年均增长21.1%，而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标是，要力争在13亿人口中推进“全民基本医保”，同时，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员用“强力推动”四个字来形容李克强接手保障房建设工作后的一系列动作。从2008年开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对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项补助资金，2008年是50亿，2009年变成140亿左右，2010年达到400～500亿，到了2011年增长到1300亿左右，2012年则达到1700亿。

这位官员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如此层层递进相当不易。

从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来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强亲自督阵推进，专门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会议和视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达300多条。

而在这种“强力”推进下，2008～2012年，各级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出超过1万亿元(含农村)；在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近4万亿元，解决了1亿人的住房困难问题。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政府对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规模最大、工作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一位知情者解读称，这样的推进思路，一方面是出于李克强对于民生多艰的不忍和体恤：“万事民为先”。“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构筑一张保障民生的基本的‘安全网'，兜住社会的底线”。另一方面，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近期战术需要，因为既能拉动投资，又能扩大内需，还是中国要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战略必需。

某种意义上，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李克强看来，也意味着改革机遇。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开展的增加财政公共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成了李克强一步步推动化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结构性难题的机会。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税改措施也始终服务于一个清晰的理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2年，李克强亲自到上海“督阵”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在他看来，这绝非一项简单的税种转换，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这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税制改革，不仅可显著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更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引导企业转变生产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从而大大加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而在国际上引发众多好评、被视作极大促进中国节能减排力度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事实上，1998年，中国便开始酝酿燃油税费改革，然而国际原油价格10年间持续上涨，这项改革始终因时机不成熟而迟迟难以出炉。直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李克强敏锐抓住这一时机，亲任部际协调小组组长，主持了十几次会议，在国际油价几乎降到最低的时点，一举推出了这项牵涉多方利益的税费改革。

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评价，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李克强对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运用、配合得相当纯熟，表现出驾驭市场经济多种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错综复杂利益矛盾的过人胆略。

“内在逻辑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盘棋一环扣一环。”这位官员说。

事实是，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率先企稳，2008～2012年，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达到9.2%。而其中两个细节，或许能体现这位一线指挥者掌控方向的出众能力：

2011年，多方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要减少预算赤字，防止经济过热，但李克强却认定危机并未结束。因此，他一面让财政部在2012年减少500亿元赤字，一面又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给2012年的支出调入2700亿元，在事实上加大了当年的支出力度，成功应对了日本地震海啸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夹击”。

另一个细节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严峻的形势时，他不仅没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反而还陆续取消了部分钢材、农药、医药、化工产品等406个税号产品的出口退税。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这位副总理给财政部官员打去